互动有礼 | 冲破禁忌、自由探索 —— 访纪实摄影家、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胡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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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胡武功 采访记者/ 曲倩 刘长玲
杂志:非常荣幸您能够接受我们杂志社的采访。在您20岁的时候,您就开始在部队从事新闻摄影,那么在部队的经历给您之后的摄影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胡武功:部队的经历实际上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一次实习。一方面经过自己的体验、摸索把学校学到的知识与技能与实际结合,增强实际操作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适应部队的特殊要求。那时候倡导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现在看来就是降低标准,以“阳春白雪”适应“下里巴人”。更重要的是,部队严格要求执行为政治服务的基本原则, 必须紧密配合中心工作和阶级斗争。这些要求与我所理解的新闻与艺术的内涵相龃龉,但作为一个要求进步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我还是接受了以宣传为目的的政治要求,拍摄了大量战士训练、学习、批判、支农等照片。(见图1、2、3、4、5)这也是当时军营生活的全部内容, 别无其他。
6年的随军采访,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了新闻与艺术的自身规律,但是使我练就了观察生活的眼力,选择生活的能力。只要不违背生活常理,如实记录,所留下的影像都会是一种见证。
因此,后来当我从思想上摆脱了极左观念的束缚,做了职业新闻记者,很快能驾轻就熟,进入角色,取得成就。
杂志:您镜头下的纪实摄影作品,大部分是黑白照,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但是又特别富有年代感,真正的可以从照片中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习俗,贴近真实,贴近国情。您当时选择黑白色彩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胡武功:我想照片给人留下怎样的感受,第一与照片反映事物内容有关;第二与观看者心境有关。与色调关系不大。黑白照片抽象了自然世界的色彩,似乎增添了陈旧感。其实彩色照片更能准确地表现时间和空间。 我拍摄大多数是黑白照片,并不是有意选择,而是别无选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还很贫穷,能有机会拿相机拍照已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哪有钱买彩色胶片。有许多老百姓一辈子连相机都没见过,更谈不上照相了。况且当时的纸媒都是单色印刷,也不会给记者提供彩色胶片。我能有相机并以摄影为职业,真是万幸了,根本不敢奢求彩色。(见图6、7)
杂志:您说过“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方面要冲破禁忌,一方面要自由探索。”那么在那样一个敏感的年代,您选择了纪实摄影,是为什么呢?是否也遇到了障碍?
胡武功:进入上世纪80年代,封闭了数十年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治思想上的松绑,极大激发了国人追求知识、追求自由、追求进步的热情。可以说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宽松的热气腾腾的好时期,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领域,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振兴的奋斗中。所以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这期间我和陕西的摄影朋友们(后来被称为“陕西摄影群体”)自发组织召开摄影美学研讨会,自发组织《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义无反顾地批判极左思潮对中国摄影文化的破坏,自觉地选择纪实摄影为自己终生践行的目标。我们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中获取思想武器,其中包括悲剧意识、忏悔意识、批判意识和自醒意识。(见图8、9、10、11
在中国摄影史上,还没有哪个摄影群体向陕西群体这样,既面对现实努力拍片,又不断地组织理论研讨会,还以民间视点组织全国性的摄影展示活动,促使自己站在一个非主流意识形态较宽阔视域审评中国摄影状况。
正是摄影的纪实性能,促使陕西摄影群体比较彻底的反思中国摄影自1949年至“文革”以来的状态。在我们彻底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公式化、概念化、标签化的图解观念后,既没有继续走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宣传为目的的老路,也没在后来兴起的沙龙摄影与唯美摄影中迷失方向。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认定。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陕西群体的思考与实践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是“拿来主义”的山寨,更不是东施效颦,完全是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对现实的思考与反叛。当然这一切都缘于思想解放和较为开明的政治与文化生态。
遇到障碍是很正常的,只要不放弃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不真正把中心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和强国富民上来,障碍就不会消除。
杂志:在今天, 无障碍的信息交流、媒体传播的速度已非20世纪可比,纪实摄影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纪实摄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可能对“纪实摄影”这个词汇有了新的认识。您在摄影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纪实摄影,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胡武功:我不敢说今天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无障碍的信息交流”,其实今天的信息管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所谓“不当言论”是删贴最正当的理由。对纪实摄影肤浅的理解和粗俗的阐释,早已与其本意背道而驰。 我认为纪实摄影只是摄影一个种类,它在最大限度利用照相的初心——记录。摄影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是区别于其他所有视觉艺术而离生活原型最贴近的视觉形态。 我们知道摄影术的故乡是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深入人心,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权,重视人性,摄影术就诞生在这样一片浓郁的人文主义土壤中。因此,即便在摄影术诞生的初期,欧洲许多照片就都带着现实与人文主义内涵。而随着摄影术的进步,纪实摄影最终参与到促进社会改良的活动中。(见图12、13、14、15、16)
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大萧条”中的由政府资助的摄影计划的成功实现,(共产生了由11位摄影师拍摄的27万张照片)除了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农业政策,力图把“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还使美国公众的兴趣转移到美国社会现实中来。而摄影界也从理论上厘清了纪实摄影,从而使摄影的现实主义风格得以复苏。后来由布列松、卡帕、西摩3人创立的马格兰图片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用照相机担当起与战争、灾难、疾病、环境、政治等问题的对话,为我们留下人类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细节备忘录。
由此我认识到所谓纪实摄影就是那些以人道主义精神观察并再现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像,再现普通人生存状态、揭示人性、实现人文关怀的影像被称为纪实摄影,或社会纪实摄影。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摄影题材的扩展,纪实摄影的内涵也会随着丰富起来,但纪实摄影的精神是不会改变的。概念的翻新,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论,实质上是斗争政治语境在学术领域的延伸。这里有没有争夺话语权、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等个人名利意气呢?因此,我认为,新概念、新提法、新口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准事物的实质属性。
当下,中国纪实摄影的异化已经非常严重了,主要是消费摄影、沙龙化的摄影,追求漂亮、光鲜,人为构图,只要把现实中几个人安排起来,形成一个画面就行。见异思迁、随波逐流、附庸前卫、浮躁猎奇、套取名利,这就是消费摄影和沙龙摄影的根源,实际上大部分所谓纪实摄影就是沙龙化的“纪实”摄影。这个沙龙在我们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沙龙现象是很顽强的摄影异化现象。
杂志:从您的照片中,看到的是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印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摄影,学习摄影,您在摄影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摄影经验吗? 胡武功:关于纪实摄影的实践与理念,只是我自己在拍摄中的个体体验,并不强调它的普适性。我不主张别人学习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走一条与别人不一样的道路,这才是摄影的正道。 如果对自己的拍摄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小结,就方法而言抓拍是唯一的选择。前提是熟悉生活,关注生活的情节与细节。我的美学趣味是追求一种“干涩的和谐”,尽量使自己的作品达到大诗人杜甫倡导的“润物细无声”。我讨厌无逻辑的夸张变形,不接受所谓的“视觉冲击力”,更反对图解、献媚以及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和东施效颦。(见图17、18、19、20、21、22)
【本刊评论】
执着自己所爱,魂在其中、活之有意
注:此文发表在《新时代摄影》杂志2020第八期